明代戏曲理论从画工到化工的演变(5)

徐复祚对何良俊、沈德符的观点是批判性地继承。其《曲论》曰：

何元朗谓施君美《拜月亭》胜于《琵琶》，未为无见。《拜月亭》宫调极明，平仄极叶，自始至终，无一板一折非当行本色语，此非深于是道者不能解也，弇州乃以“无大学问”为一短，不知声律家正不取于弘词博学也；又以“无风情、无裨风教”为二短，不知《拜月》风情本自不乏，而风教当就道学先生讲求，不当责之骚人墨士也。用修之锦心绣肠，果不如白沙鸢飞鱼跃乎？又以“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为三短，不知酒以合欢，歌演以佐酒，必堕泪以为佳，将《薤歌》《蒿里》尽侑觞具乎？[4]235-236

王弇州取《西厢》“雪浪排长空”诸语，亦直取其华艳耳，神髓不在是也。语其神，则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4]242

由上看来，徐复祚对三本著作的戏曲地位排序是《西厢记》高于《拜月亭》高于《琵琶记》。一方面，他从“宫调”“平仄”方面称赞《拜月亭》，认为何元朗“未为无见”；另一方面，他肯定了王弇州对《西厢记》的褒奖，注意到《西厢记》之“神”，赞其为“当行”“本色”之作，是“南北之冠”。同时，对王弇州之《拜月亭》有“三短”予以批驳。他指出“弘词博学”不为声律家之事，也就是不以文章的标准来论戏曲。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风教”乃是“道学家”所为，而非声律家之事，一改明初戏曲理论道学化现象。总体来讲，徐复祚从明初戏曲重教化的理论中脱离出来，意识到戏曲的审美特质。故其戏曲理论符合从“画工”向“化工”的过渡。

三、明万历以后戏曲作品地位论争的进一步发展：“化工”阶段

明代社会思潮从“程朱理学”到“王阳明心学”，其特点都是企图让百姓被动或主动遵守社会规则，以维护君主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到了晚明时期，市民阶级兴起，资产阶级的萌芽产生，出现了“王学左派”。相较于“王阳明心学”，有其进步之处，它更注重百姓的需求，强调顺从民性。其中，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他不再以圣人或者君主的准则为“道”，而是以百姓的合理需求为“道”。李卓吾也是“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关注百姓穿衣吃饭这一类的实际生活需求。其《焚书·答邓石阳》谓：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1]4

李卓吾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百姓最关注的无非是吃饱穿暖，其他的事情都与穿衣吃饭相类似。也就是说，统治者应该顺从民性，以民为本。从“程朱理学”到“王学左派”，明代的思想完成了从理学到心学的转变。这一时期统治阶层对百姓思想的禁锢开始瓦解，戏曲作品地位高低的论争在心学思潮的影响下有了新的发展。吕天成、王骥德等戏曲理论家对何元朗阵营的观点进行针对性地批驳，认为《琵琶记》《西厢记》高于《拜月亭》。但其评判标准则不同于王世贞，这一阶段的戏曲理论家更加注重戏曲所传达的“真情”以及戏曲的传神境界。除此之外，李卓吾对以上两派的观点进行辩证地吸收，提出“化工”与“画工”说，认为《西厢记》《拜月亭》的戏曲地位高于《琵琶记》，在这场论争中具有总结性的意义。

吕天成《曲品》上下两卷，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作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其上卷将高则诚列为“右神品”：

永嘉高则诚，能作为圣，莫知乃神。特创调名，功同仓颉之造字；细编曲拍，才如后夔之典音。志在笔先，片言宛然代舌；情从境转，一段真堪断肠。化工之肖物无心，大冶之铸金有式。关风教特其粗耳，讽友人夫岂信然？勿亚于北剧之《西厢》，且压乎南声之《拜月》。[11]210

与之对应，下卷将《琵琶记》列为“神品一”：

《琵琶》蔡邕之托名无论矣，其词之高绝处，在布景写情，真有运斤成风之妙。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词隐先生尝谓予曰：“东嘉妙处全在调中平、上、去声字用得变化，唱来和协。至于调之不伦，韵之太杂，则彼已自言，不必寻数矣。”万物共褒，允宜首列。[11]224

吕天成对高则诚及《琵琶记》给予很高评价，称其“勿亚于北剧之《西厢》”。所谓“勿亚于”，也就是“大于等于”，他认为《琵琶记》的戏曲地位要高于《西厢记》，至少二者也应双峰并峙。值得注意的是，他开始注重戏曲所蕴含的“情”，但戏曲理论家们对戏曲作品的评论标准往往不统一，其间蕴含着他个人独特的阅读感受。他认为《琵琶记》乃是“情从境转，一段真堪断肠”“其词之高绝处，布景写情”。同时，吕天成认为《琵琶记》“且压乎南声之《拜月》”，将《拜月亭》列为“神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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