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曲理论从画工到化工的演变(7)

王骥德从语言和剧中人物形象上指出《琵琶记》工处之不妥。故综合来讲，王骥德认为“《琵琶》终以法让《西厢》，故当离为双美，不得合为联璧”。对《拜月亭》，王骥德予以一定的肯定，称其“语似草草，然时露机趣”，但与《琵琶记》相比则远不如。他对王世贞、何元朗的观点综合评定：

弇州谓“《琵琶》‘长空万里’完丽而多蹈袭”，似诚有之。元朗谓其“无蒜酪气，如王公大人之席，驼峰、熊掌，肥腯盈前，而无蔬、笋、蚬、蛤，遂欠风味”。余谓：使尽废驼峰、熊掌，抑可以羞王公大人耶？此亦一偏之说也。[15]110

从王骥德所设例子来看，他肯定了王世贞的观点，而认为何良俊的观点是“一偏之说”。晚明另一位戏曲理论家李卓吾与吕天成、王骥德的戏曲观点稍有不同。

李卓吾认为《西厢记》《拜月亭》高于《琵琶记》。李卓吾的“化工”与“画工”说对这场戏曲作品地位之争具有总结性，他对何、王两派观点中较为中肯的部分有所吸收和融合，而非一味地肯定或否定。以上两派戏曲理论家具体所论争的点有：《琵琶记》“词家大学问”，《西厢记》“才华富瞻”，有无裨风教、是否感人，“本色”与否。对这些论争点进行分析，实则是以“自然”为美还是以“工”为美，尚“风情”还是尚“风教”。李卓吾推崇“化工”是以“自然”为美、尚“风情”的表现。

从论争过程中诸位戏曲理论家的观点来看，以“自然”为美的戏曲理论家除了李卓吾，还有何良俊、沈德符、徐复祚、王骥德等，以“工”为美的戏曲理论家以王世贞为典型代表。李卓吾在《琵琶记卷末评》曰：“《琵琶》短处有二：一是卖弄学问，强生枝节；二是正中带谑，光景不真。此文章大家之病也，《琵琶》两有之。”[5]548李卓吾认为“二短”是“文章大家之病”，也是“画工”之病。尚“风情”的戏曲理论家有李卓吾、何良俊、沈德符、徐复祚，尚“风教”的戏曲理论家有王世贞、吕天成。而王骥德虽盛赞《西厢记》之“风情”，同时也对“风教”之作《琵琶记》予以很高评价。无论是“风情”还是“风教”，能否动人，始终是戏曲艺术的至高标准。王世贞认为《琵琶记》“歌演终场”能“使人堕泪”，吕天成认为其“情从境转，一段真堪断肠”。李卓吾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见解：“彼高生者，固已殚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于既竭。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吾尝揽《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耶？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盖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其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西厢》《拜月》，乃不如是。”[1]97李卓吾初读《琵琶记》也如王世贞、吕天成一样，“一字一哭”“一字千哭”“一字万哭”[9]，认为《琵琶记》是感人之作。但其反复阅读之后，发现《琵琶记》之感人是浮于表面的，入人心者不深。李卓吾对“真情”的关注和阐述要高于诸位戏曲理论家。综合以上两方面，李卓吾将《西厢记》《拜月亭》归为“化工”之作，较之“画工”之作《琵琶记》，更胜一筹。

综上来讲，明代戏曲理论经过了从“画工”向“化工”的演变。明初戏曲理论以朱权《太和正音谱》为指导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为封建专制服务的“画工”之作，假道学风气盛行。明中叶何、王二人对戏曲作品《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地位高低的讨论形成热点。何良俊、沈德符、徐复祚等人对天然本色的《拜月亭》的推崇体现出戏曲理论从“画工”向“化工”的过渡。晚明吕天成、王骥德对何良俊阵营的观点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的批驳，李卓吾对以上诸位戏曲理论家的观点进行总结和进一步发展。戏曲创作的艺术性得到关注，“真情”突显出来，戏曲理论发展为“化工”阶段。

[1] 李卓吾.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张廷玉.明史(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

[3] 刘维谦.大明律(卷二十六)[M].怀效峰，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04.

[4]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9.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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