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城市迸发新活力广州步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4)

那么，如何在“老城市”意义上，理解“全球活力都市”呢？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进入到全球城市体系的文明历史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人居署于2019年11月12日共同发布《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跨入城市的世界300年变局》认为，从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将从5.5%增长到70%，城乡空间从分割到融合，乡村空间城市化，城市在地球上的空间从寥若晨星发展到覆盖所有的人类足迹，全球城市发展将完成人类文明历史的划时代转型[6]。从1750年到1850年，伦敦和巴黎形成空间数十平方公里的单中心区域城市；从1850年到1950年，伦敦和纽约逐渐形成多中心结构，至今都是顶级的全球城市；1950年以后，在发达国家形成以都市圈为单位的城市区域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迅速壮大起来的城市刺激了世界范围内城市空间规模的迅速扩张，总体上呈现都市圈与城市群结构特征。在目前世界一线城市中，伦敦和纽约无疑是顶级全球城市Alpha++级别，中国的香港、北京和上海被列入世界一线强Alpha+，广州被列入世界一线城市Alpha 级别，深圳则成功进入世界一线城市弱Alpha-级别。可以说，第一个100年是英国城市化带领欧洲城市化发展，第二100年是美国城市化带领欧美城市化发展，第三个100年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带领全球城市化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广州作为一座老城市要建设全球活力都市，必须在全球城市体系变局中加以把握和认识：一是把握全球城市体系规模化发展趋势，延续老城市文明的历史连续，使其体现为新的空间场景或生活方式，注重以资本和技术集聚培育城市多中心结构，凸显“大都市”“大都会”特点，谋求与周边城市合作，在珠三角城市群中形成自身的都市圈发展格局，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带”加以发展，为建设全球活力都市奠定空间基础；二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着眼于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世界紧密联系，逐步从区域连接发展到全球连接，奠定全球城市网络空间嵌入接口基础，为建设全球活力都市构建自身的全球城市网络架构。

（二）从国内超大城市比较看国际大都市建设

在汉语中，人们是相对于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来理解国际大都市的，以国际化来衡量它们的不同。这样就可以说，国际化大都市是城市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国际大都市是城市国际化的中级阶段，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是城市国际化的高级阶段。不过，国际大都市英语词语并不是international metropolis，而是cosmopolis。该词的意思，是指居住不同国籍人口的大城市。在英语中，国际大都市更带有文化社会政治意义，而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则更带有经济意义。正如美国城市学家道格拉斯()认为的，“国际大都市不止是指不同国籍人口居住于其中的城市，它从根本上讲是所有居民一起参与城市建设，而这需要有参与机制，促进居民有能力平等共享和认同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7]。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认为，广州要建设的国际大都市应该是发展型的包容性超大城市。

首先，要有相当的人口规模承载。按照我国最新标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 第51 号文件)，城区常住人口100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是“超大城市”。历史上，纽约1936年已经超过了1000 万人口，巴黎、伦敦和东京也都是超大城市。2018年全球城市体系中，人口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日本东京3800万，印度新德里2800 万，中国上海2400 万，圣保罗、墨西哥城、开罗、孟买、北京、达卡、大阪等城市人口总量都在2000 万以上。2018年，包括北上广深，中国超大城市已经13 个，未来将接近30 个。广州目前人口1530 万，总体规划设计2035年达到2000 万人口。由于与上海和深圳相比，广州土地面积较大，未来最大人口承载3000 万甚至4000 万人口，也是没有问题的。增加人口规模，广州不仅可以在广东省内形成“广州都市圈”，对周边城市起到带动辐射作用，而且可以参与到全国城市竞争中争取更多资源，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彰显“国际大都市”地位。当然，扩大人口规模并非盲目追求人口数量扩大，而在于全力集聚来自全球的“高精尖缺”人才，加快构筑具有高度竞争力、辐射力、引领力的全球创新人才高地。追求超大城市规模一定要有较大的土地面积作为发展的空间基础，但土地面积大并不一定就会成为超大城市。所谓超大城市之所以能够承载大规模人口，还在于能够提供相应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能力。也就是说，在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的同时，要不断提高优质的教育、医疗、交通、住宅、就业服务。建设国际大都市，必须要重视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的长板与短板协调，使承载力表现出承载经济社会活动的可持续性。

文章来源：《广州化工》 网址: http://www.gzhgzz.cn/qikandaodu/2021/0708/1663.html